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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宏伟的博客

税务实战研究

 
 
 

日志

 
 

诡异的税务稽查官员滥用职权、受贿案  

2015-02-26 22:53:02|  分类: 税务案例分析与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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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税务稽查官员滥用职权、受贿案

鼎益税务师事务所点评:
本案中,地税局税务稽查官员韩哲、刘炜滥用职权、受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可非议,但为什么说本案诡异?诡异的是:
陇南市国税局先于陇南市地税局对豪森公司作出处罚决定,地税局按照国税局所认定的数额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既然这样,地税局税务稽查官员韩哲、刘炜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越权出具“稽查便函”?莫非这一切均是为了受贿?被稽查的豪森公司是否病急乱投医,乱搞关系,花了冤枉钱呢?
 
韩哲、刘炜滥用职权、受贿案二审刑事裁定书

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刑 事裁 定 书

(2014)兰铁中刑终字第12号

原公诉机关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韩哲,男,1956年8月16日出生于甘肃省宁县,汉族,大学文化,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正县级调研员,原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住兰州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3年6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兰州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辩护人李泉、张学军,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炜,男,1969年5月24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汉族,大学文化,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主任科员,原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主任科员,住兰州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3年6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兰州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辩护人李勇、周文杰,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根据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甘刑二他字第69号、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3)兰铁中刑他字第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兰州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韩哲、刘炜犯受贿、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3)兰铁刑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韩哲、刘炜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4年6月9日向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兰州铁路运输分院送达阅卷通知书,阅卷期限为一个月。本案于2014年8月28日举行庭前会议,2014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兰州铁路运输分院代理检察员刘昱旻、宋雨谣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韩哲及其辩护人张学军、上诉人刘炜及其辩护人李勇到庭参加了诉讼。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7年3月19日,时任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的被告人韩哲在陇南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杨某某(另案处理)向其汇报豪森公司涉税案件时,伙同时任该局副主任科员的被告人刘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超越职权与杨某某商量对豪森公司的处理意见,违规以省地税局稽查局的名义出具“稽查便函”,对豪森公司提交的虚假“纳税申报说明”、“自查报告”予以认可,并对由此计算出的部分各税不定性为偷税。期间,被告人韩哲、刘炜分别在各自办公室收受杨某某给予的现金30万元和20万元。后陇南市地税局依据该“稽查便函”将原来认定的豪森公司全额偷税3439784.51元,罚款1694846.07元更改为部分偷税,致使对豪森公司偷税处罚减少964116.15元,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案发后,被告人韩哲、刘炜退缴了全部赃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甘肃省地方税务局人事处出具的干部简要情况表、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党组(2001)35号文件、(2009)57号文件、(2009)61号文件,证明被告人韩哲于2001年7月26日被任命为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2009年9月16日任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调研员;被告人刘炜2005年5月任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主任科员,2009年10月9日任主任科员。
2、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甘政办发(2001)29号《关于印发甘肃省地方税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党组(2001)18号《关于印发省地方税务局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的通知》、甘肃省地方税务局(2010)41号《关于印发<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各处、室、局、中心工作职能>的通知》,证明了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工作职能。
3、甘肃省地方税务局人事处、稽查局出具的说明材料,证明了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税务稽查法律、法规;拟定规章制度;负责全省地税稽查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受理查处群众举报的偷税、逃税、抗税案件,打击偷税、逃税、抗税及其他税务违法案件;组织协调和开展稽查工作。2007年时任甘肃省地税局稽查局副局长韩哲的工作岗位职责是分管省地税局稽查局查处案件的执行工作、涉税案件举报中心的工作以及对全省地税稽查分管工作的管理和业务指导工作,办理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2007年时任省地税局稽查局副主任科员刘炜的工作岗位职责是负责省地税局稽查局查处案件的执行工作,其中主要负责查补税款的催缴、入库工作;参与协助涉税举报案件的有关工作;办理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4、甘肃省陇南市地方税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陇南市地方税务局依据省地税局稽查局“稽查便函”意见,将豪森公司在涉税案件调查期间递交的《纳税申报说明》和《自查报告》视同申报,不认定为偷税的有关情况。
5、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国家税务局江洛分局和徽县地方税务局江洛分局关于豪森公司《自查报告》、《纳税申报说明》的说明,证明上述《自查报告》、《纳税申报说明》系陇南市联合调查组对豪森公司偷税案调查期间豪森公司提供的欺骗检查、掩盖偷税事实的虚假材料。
6、证人马某甲的证言,证明了2006年底至2007年初,陇南市联合调查组对豪森公司调查期间,豪森公司总经理马某甲通过朋友认识了时任陇南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的杨某某,马某甲请托杨某某帮助解决其公司偷税案,杨某某说:“我尽力,但是需要钱操作”,后杨某某说要向省地税局汇报,需要100万元。马某甲筹集到100万后安排法律顾问马某乙送至杨某某的办公室。钱是一捆一捆扎好的百元面钞,装在黑提包内。送完钱不久省地税局部分不认定为偷税的便函就下来了。《自查报告》、《纳税申报说明》是为逃避处罚,马某甲安排公司会计王某甲编写、补报的。
7、证人杨某某2013年6月18日在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证明2006年11月中旬陇南市公安局、国税局、地税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豪森公司偷税案件进行联合调查,2007年2月陇南市地税局重大案件审议委员会讨论决定认定豪森公司全额偷税,这个决定作出后,豪森公司总经理马某甲多次给其打电话请求予以帮助,杨某某说这事难,需要向省地税局请示,必须到省地税局打点。马某甲问需要多少钱,杨某某说要100万左右,马某甲答应了。2007年3月中旬,马某甲安排马某乙到杨某某的办公室,送了两份说明材料,同时拎了一个黑提包,说是马某甲带给杨某某的,马某乙走后,杨某某打开发现包里面是100万元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10万元一捆,杨某某就放在了办公室,此时陇南地税局稽查局得到省国税局给陇南国税局关于豪森公司案件处理意见的函后,再次上会讨论豪森公司案件,决定向省地税局请示。于是杨某某从100万元中取出50万元,带着请示报告到省地税局稽查局请示。到省地税局稽查局向韩哲副局长汇报并与他商量案件处理意见,之后韩哲又把刘炜叫来,三人共同商量后,由刘炜打印“稽查便函”。杨某某在给韩哲汇报情况时将装有30万元的袋子放到了韩哲的办公桌上,在刘炜打印“稽查便函”时,到刘炜办公室交给刘炜装有20万元的袋子,之后杨某某带着“稽查便函”回到陇南,陇南市地税局重大案件审议委员会依据“稽查便函”,作出了认定豪森公司部分偷税的决定。之后,杨某某打电话告诉马某甲事情的处理结果。
8、陇南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向省地税局稽查局呈报的《关于对甘肃豪森矿业有限公司涉税案件查处情况有关问题的请示》及汇报材料、陇南市地税局税务稽查报告、联合调查组关于对豪森公司有关涉税问题检查情况的汇报材料、陇南市地税局稽查局2007年4月11日向省地税局稽查局呈报的《关于对甘肃豪森矿业有限公司涉税案件查处情况的报告》、陇南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陇地税稽处(2007)10号税务处理决定书、陇地税稽罚(2007)7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豪森公司完税凭证、税收罚款收据等,证明了对豪森公司偷税案件的查处过程和处理结果。
9、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了在陇南联合调查组对豪森公司调查期间,其受马某甲的指使,编造虚假自查报告和申报材料,向税务机关补交的事实。
10、甘肃省徽县地方税务局江洛分局、甘肃省徽县国家税务局江洛分局出具的《关于对甘肃豪森矿业有限公司逃税事实的认定》,证明了豪森公司为欺骗税务检查、掩盖偷税事实,在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情况下提供虚假“纳税申报说明”和“自查报告”的事实。
11、证人韩某某的证言,证明了韩某某与杨某某在联合调查组共同工作的情况及陇南市地税局关于豪森公司涉税案件的讨论、处理情况。
12、证人潘某某的证言,证明其在担任陇南市地税局稽查局局长期间查办豪森公司偷税案及陇南市地税局重大案件审议委员会两次讨论豪森公司偷税案的情况,该证言与韩某某的证言、杨某某的证言及豪森公司偷税案相关报告、处理决定等证据材料相互印证。
13、证人马某乙的证言,证明了其受马某甲的指派向杨某某行贿100万元的事实经过,与马某甲的证言、杨某某的证言相互印证。
14、证人蒋某某的证言,证明了2007年其任省地税局稽查局局长期间没有人向其汇报过豪森公司涉税案件,也没有主持过会议讨论该案或签发过相关文件。
15、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明了2007年3月19日省地税局稽查局会议记录中“陇南杨某某到会,介绍案情,实名举报”的记录内容原是不存在的,是后补的。当时稽查局所开会议并未涉及杨某某汇报案情,杨某某也没有到会。
16、证人李某某的证言,证明了2007年3月份其负责保管省地税局稽查局公章期间,刘炜没有找过其给“稽查便函”盖公章,也没有见过该“稽查便函”。
17、证人王某丙、王某丁、沈某某、王某戊、孙某某等人对“稽查便函”和2007年3月19日省地税局稽查局会议记录的说明,均否认曾开会研究过豪森公司涉税案,也未见过该“稽查便函”。
18、被告人刘炜的供述,证明了2007年3月19日韩哲将刘炜叫到韩哲办公室,一起听杨某某汇报豪森公司偷税案件,杨某某提出让省地税局出具一份不定性为偷税的复函,韩哲当场表示同意,并安排刘炜打印“稽查便函”,刘炜根据韩哲的安排将“稽查便函”打印好,经韩哲阅看同意后交给杨某某,并收受杨某某给予的用黑色塑料袋装的20万元现金。后被告人刘炜将20万元赃款用于炒股。
19、被告人韩哲在检察机关的供述,证明了2007年3月19日陇南地税局的杨某某到省地税局稽查局向其汇报豪森公司涉税案,韩哲将刘炜叫来一同听取汇报,杨某某向韩哲、刘炜汇报案件并提出两份申报材料可认定不属于偷税,韩哲、刘炜翻看了汇报材料,表示同意。然后韩哲安排刘炜打印给陇南市地税局回复的“稽查便函”,杨某某在韩哲的办公室送给其用黑色塑料袋装的30万元现金,该供述与杨某某的证言、被告人刘炜的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
20、银河证券庆阳路营业部出具的被告人刘炜在该证券部账户交易记录与被告人刘炜的供述相互印证。
21、证人王某戌、刘某某、任某某的证言,证明了2007年3月份任某某、刘炜在武威办理凉州税务专案期间,刘炜曾回兰州的情况并与被告人刘炜的供述相互印证。
22、兰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扣押通知书及扣押冻结款物清单,证明了2013年7月17日该院扣押被告人韩哲妻子侯某某退缴的赃款30万元;2013年7月15日该院扣押被告人刘炜妻子孟某某退缴的赃款20万元。
另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
1、兰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反渎职侵权局、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归案经过、抓获经过,证明了本案的移交、立案、侦查、被告人归案时间等基本情况。
2、兰州铁路运输检察分院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及兰州铁路公安局拘留证、逮捕证,证明了被告人韩哲于2013年6月14日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被该院立案侦查,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被告人刘炜于2013年6月13日因涉嫌受贿、滥用职权被该院立案侦查,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8日被逮捕。
3、兰州市公安局人口信息科人口信息查询单,证明了被告人韩哲、刘炜的自然状况。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韩哲、刘炜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徇私舞弊,违规出具与事实不符的“稽查便函”,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韩哲、刘炜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别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30万元和2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刘炜受其主管领导指使,不正确履行职责,徇私舞弊,其行为确具从属性,所起作用相对较小,是从犯,依法免除处罚;被告人刘炜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韩哲、刘炜退缴全部赃款,酌情从轻处罚。综上,为维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对被告人韩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五条;对被告人刘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以被告人韩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以被告人刘炜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韩哲退赃款30万元、被告人刘炜退赃款20万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韩哲以“因纪委工作人员非法取证导致自己在纪委及侦查阶段所做供述虚假,其没有实施滥用职权和受贿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由提出上诉。
被告人韩哲的辩护人同意韩哲的上诉理由,同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被告人马某甲行贿的100万元来源不清;陇南市地税局做出处罚决定所依据的“稽查便函”并非正式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陇南市国税局先于陇南市地税局对豪森公司作出处罚决定,地税局按照国税局所认定的数额做出相应的处罚决定,故被告人韩哲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被告人刘炜以“自己没有滥用职权,打印便函并盖章的行为是按照韩哲的指使而为;认罪态度好,在接受纪委调查期间即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系自首;自愿认罪、积极退赔全部赃款,可依法减轻处罚”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刘炜当庭对原审法院认定其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表示以往供述不真实,自己并没有收受杨某某给予的20万元,也没有打印“稽查便函”,自己无罪。
被告人刘炜的辩护人同意刘炜的当庭辩解意见,同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原审判决认定刘炜受贿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存疑宣告其无罪;100万元行贿款的来源不清;滥用职权与受贿是一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属于想像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罚。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韩哲、刘炜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别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30万元和20万元;不正确履行职责,徇私舞弊,违规出具与事实不符的“稽查便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64116.15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事实清楚。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经一、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时当庭举证并经质证、认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针对上诉人韩哲提出在被纪委“双规”期间,工作人员对其有非法取证的行为,经庭前会议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综合全案证据,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韩哲、刘炜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所依据的均是上诉人、证人在侦查阶段所做供述和证言,供述和证言均有检察机关提供的录音录像予以证实,且韩哲的供述与刘炜的供述、杨某某的证言对韩哲收受30万元现金并安排刘炜打印“稽查便函”等情节供述一致,相互印证;上诉人韩哲亦承认在侦查阶段并未遭受非法取证。据此,足以认定不存在非法取证情形。
针对二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上诉人刘炜当庭否认了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原审法庭审理时的陈述,但在卷证据证实刘炜在侦查阶段所做供述及原审法庭陈述对其于2007年3月19日按照韩哲的安排为杨某某打印“稽查便函”并收受杨某某给予的20万元现金等情节内容一致、供述稳定;且韩哲在侦查阶段亦多次供述了2007年3月19日他安排刘炜打印“稽查便函”,并收受杨某某给予的30万元现金,同时供述刘炜也收受了杨某某给予的20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该情节与刘炜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原审法庭审理时的陈述相互印证,并有证人杨某某的证言予以佐证,足以认定;刘炜在被采取“双规”措施之后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犯罪事实,不具有投案的主动性,不构成自首。
证人蒋某某、王某乙、王某丙、王某丁、沈某某、王某戊、孙某某的证言证实,2007年3月19日,省地税局稽查局未就豪森公司涉税案件召开会议讨论,该局也未出具“稽查便函”;上诉人韩哲、刘炜在侦查阶段均多次稳定地供述了滥用职权为杨某某出具“稽查便函”的犯罪事实,证人杨某某的证言对此亦予以印证;“稽查便函”是以甘肃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名义向陇南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其内容对豪森公司涉税案在定性处理方面提出两点明确的意见,陇南市地税局根据该份“稽查便函”对豪森公司做出了同“稽查便函”意见内容一致的处罚决定,将豪森公司全额偷税更改为部分偷税,减少罚款964116.15元。
陇南市国税局对豪森公司逃税所做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并不影响本案上诉人韩哲、刘炜犯滥用职权罪的认定;证人马某甲在证言中对行贿款100万元的来源已予以说明,且此100万元的来源不影响对上诉人韩哲、刘炜受贿犯罪事实的认定。
法律的实施细则、司法解释等,其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即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数罪并罚。故对二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当庭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韩哲、刘炜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别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30万元和2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韩哲、刘炜不正确履行职责,徇私舞弊,违规出具与事实不符的“稽查便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64116.15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对上诉人韩哲、刘炜应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马登柱
审 判 员  苏 静
代理审判员  敬 阳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郝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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